在西班牙文学史上，除塞万提斯之外，加西亚·洛尔卡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作家。今年是这位天才诗人的100周年诞辰，不少国家都举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包括中国（在北京大学）。加西亚·洛尔卡将诗人的创作过程分为三个层次：缪斯－天使－精灵。缪斯是智慧；天使是灵感；精灵是缪斯与天使的结合。天使与缪斯来自外部，而精灵出自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人自己就是西班牙诗坛上一个可爱的精灵。
加西亚·洛尔卡于1898年出生在格拉纳达的郊区小镇富恩特瓦克罗斯，父亲是个开明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庄园主，母亲是村里代课的小学教师，他从小就受到了多方面的艺术熏陶。加西亚·洛尔卡有超常的诗歌天赋，八岁时已能背诵百余首民谣。如果后来不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创作，他或许会成为画家或音乐家，如同他的朋友达利和法雅那样。加西亚·洛尔卡于1914年入格拉纳达大学学习法律，后改学文学、绘画和音乐。他大约从19岁开始写诗，同时写散文。洛尔卡于1919年赴马德里大学学习，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结识了不少诗人和艺术家，并经常在“公寓”和马德里各地朗诵自己的诗歌和戏剧作品。19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932至1935年，在共和国政府的支持下，他率领“茅屋”剧团在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同年8月19日凌晨，法西斯分子杀害了这位如日中天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
我们可以把洛尔卡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20－1927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诗集》之后，《深歌》、《组歌》、《歌集》和《吉卜赛谣曲集》的风格相近，传统的韵律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并存，基本上是表现客观的诗歌体验，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是有节制的。《组歌》、《深歌》和《歌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诗人的感情世界是戴着面具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纯诗”不无关系。1927年初，《吉卜赛谣曲集》的创作基本完成，它为洛尔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他对这部诗集的局限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不无惋惜地告别了第一个时期，从1928年起，他开始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创作。1929年，为了克服情感和创作上的危机（尤其是他的好友———先锋派画家达利和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先驱布努埃尔———对他的批评，使他倍感压抑），便去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诗集《诗人在纽约》就是在那里创作的。后来他又去了古巴、阿根廷和乌拉圭。经过这次革新之后，他的诗歌的象征色彩更浓了。《诗集》中闪烁的点点光辉已经化作五彩斑斓的世界。这是个大面积丰收的年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诗人自己也一直以此为骄傲。遗憾的是，诗人在世时，对这时期的许多作品未来得及做系统的整理。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纽约》是他第二时期的最高成就。
从纽约回到西班牙之后的六年，洛尔卡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戏剧创作，诗歌己不多产。主要诗集是《短歌》与《十四行诗》。这两本诗集以抒发个人的亲情为主，有较大的随意性，也有较强的情爱色彩。在此期间，诗人收拢了在纽约时张开的翅膀，重又回到传统的韵律上来，尽管没有摒弃自由诗的风格。或者可以说，这是前两个时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好友、斗牛士伊格纳西奥之死，导致了本世纪一首伟大挽歌的产生。它将《诗人在纽约》的先锋派风格与《吉卜赛谣曲》及《深歌》的魔幻色彩融为一体。
洛尔卡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与其他“二七年一代”诗人相比，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无论就民族性还是就先锋性而言，他都是独树一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继承、借鉴与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在《深歌》和《吉卜赛谣曲集》中使民间和古老的诗歌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在《诗人在纽约》中，利用先锋派诗歌的技巧，使所谓现代文明的嘈杂喧闹与安达露西亚乡村的平静安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将自己对受压迫者的同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回国后，他并没有沿着先锋派的创作道路走下去，而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学传统中汲取了养分，利用阿拉伯古老的诗歌形式（不要忘记：摩尔人曾统治西班牙南方达八个世纪之久），创作了《达玛利特短歌集》。
在短短18年的文学生涯中，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加西亚·洛尔卡还创作了一部散文（游记散文《印象与风光》，1918）、12个剧本和一个电影文学脚本。此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创作了数以百计的素描，做了许多次学术讲座。就戏剧方面而言，在我国所介绍的多为其社会性和现实性较强的作品，至于其先锋性突出的作品如《观众》，即使在西班牙，人们对它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很不够的。
正当洛尔卡的创作处于颠峰状态的时候，法西斯分子将他杀害了，这是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但洛尔卡并没有死，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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